兴奋剂：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“猫鼠游戏”​

很多人以为，兴奋剂只是运动员偷偷吃药、被查出来这么简单。

实际上，职业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，而且检测机构和违规者之间一直在较量：运动员想方设法提高成绩、躲开检测，监管机构则不断开发新的检测办法。

在自行车运动中，这场较量尤其激烈。自行车比赛需要运动员长时间保持高强度运动，因此任何能够增加耐力、提高恢复能力的药物，都可能带来巨大的优势。

体育作家詹姆斯·威茨（James Witts）在其新书《兴奋剂：毒品如何改变体育》中，回顾了这场反击战，“揭露了监管机构与作弊者之间的博弈，以及双方为抢占先机而采取的各种创新手段”。

书中提到了四个关键节点，讲的正是反兴奋剂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。

一、EPO出现：让车手“骑得更久、更快”

EPO的全名是促红细胞生成素。它本来不是为运动员设计的，而是一种用于治疗贫血的药物。

人体中的红细胞负责把氧气输送到肌肉。红细胞越多，身体通常就越容易把氧气送到肌肉，运动员也可能因此获得更强的耐力。

EPO的作用，就是刺激身体制造更多红细胞。对肾病患者来说，这种药物可以帮助改善贫血；但对耐力运动员来说，它可能带来另一个诱人的效果：让他们在长时间运动中保持更高强度。

合成EPO在1987年于欧洲获批，1989年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。很快，它便进入了职业自行车运动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EPO已经在自行车大集团中广泛传播。许多车手可以借助它更长时间地高速骑行，比赛成绩也因此可能获得明显提升。

美国前职业车手乔·帕普曾形容，EPO是“让自己长出翅膀”的药物。他说，EPO曾使自己的有氧能力提升约12%。

但这种效果非常危险。

如果红细胞数量过多，血液会变得更加黏稠，流动也会变慢。人在睡觉时心率下降，血液流动进一步减缓，就可能增加血栓、心脏问题甚至死亡的风险。

也就是说，EPO并不是简单的“提升体能药”，而是可能直接威胁生命的药物。

更麻烦的是，早期并没有可靠的EPO检测方法。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，针对EPO的检测才首次投入使用。但即使有了检测，违规者仍然可以采用少量、多次使用等方式，试图避开检测。

所以，EPO的出现并没有立即结束兴奋剂问题，只是让这场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二、1998年Festina事件：自行车运动的丑闻公开爆发

自行车运动使用兴奋剂并不是从EPO才开始的。但EPO带来的效果太明显，使用范围也太广，最终让整个问题难以继续隐藏。

1998年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前，一名Festina车队工作人员威利·沃特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被拦下。警方在他的车辆中发现了大量EPO，以及其他药物和相关器具。

这件事很快引发巨大风波。

Festina车队被逐出环法自行车赛，相关人员被逮捕。其他车队和车手也对调查方式表示抗议，比赛一度几乎无法正常进行。

当时，很多车手的兴奋剂检测结果仍然是阴性。这并不一定说明他们没有使用兴奋剂，而可能意味着当时的检测技术还无法准确发现问题。

多年以后，随着检测方法改进，回溯性检测显示，20世纪90年代自行车运动中的EPO使用其实非常普遍。

Festina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车队。它让公众、媒体和体育管理机构清楚地看到，兴奋剂并不是个别运动员的偶然行为，而可能已经渗透到整个职业体育体系中。

这起丑闻也推动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，也就是WADA的成立。

WADA于1999年11月成立，目标是把过去分散在不同国家、不同项目和不同机构中的反兴奋剂规则统一起来。

到了2003年，WADA制定了《世界反兴奋剂条例》，开始协调各体育组织的检测和处罚标准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Festina事件虽然严重损害了自行车运动的形象，却也推动了更加统一的全球反兴奋剂制度建立。

三、行踪申报制度：不能只在比赛时检查

在早期，运动员往往只在比赛期间接受检测。这给违规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

举例来说，一名车手可能只参加环法自行车赛这几周。在比赛期间，他暂时停止使用兴奋剂，接受检测时看起来没有问题；而在比赛前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则可能通过使用药物来提高训练效果和身体状态。

因此，只在比赛期间检测，就像只在考试当天检查学生有没有作弊，却不管他平时如何准备一样，效果非常有限。

赛外检测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开始出现，并在90年代逐渐加强。但真正改变局面的，是2004年开始实施的行踪申报制度。

按照这项制度，运动员必须提前申报自己每天某个时间段和地点的行踪。具体来说，他们需要在凌晨5点到晚上11点之间，每天提供一个小时的可检测时间和地点。

检测人员可以不提前通知，直接前往申报地点进行检测。

如果运动员没有出现在申报地点，就可能被记录为一次漏检。12个月内累计三次漏检，可能受到与药检阳性相近的处罚。

这套制度的核心目的很简单：让运动员不能只在比赛期间保持“干净”，而必须在全年都处于可能被检测的状态。

当然，这种制度也引发了争议。运动员需要不断报告自己的行踪，个人生活和休息时间会受到影响。尤其是深夜检测，可能打断运动员睡眠，影响恢复。

2026年环法期间，赛事组织方曾对波加查和温格高进行夜间检测，两人被叫醒后提供样本。这一做法引起了争论。

车手工会认为，反兴奋剂工作当然重要，但检测也应当兼顾运动员的健康、休息和基本权利。

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夜间检测可以减少运动员利用时间差进行微量用药的可能性。

这就体现了反兴奋剂工作中的一个长期矛盾：检测越严格，越可能影响运动员的正常生活；检测不够严格，又可能给违规行为留下空间。

四、运动员生物护照：不只查药物，还观察身体变化

即使有了EPO检测，监管机构仍然面临新的问题。

随着EPO专利到期，市场上出现了更多仿制药。一些新药物可能不容易被传统检测发现，违规者也可能通过改变用药时间和剂量来规避检查。

于是，监管机构开始改变思路。

过去的检测方式主要是：看看样本中有没有某种具体药物。

运动员生物护照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：长期观察运动员自己的身体数据。

它会持续记录运动员血液和尿液中的一些指标，例如与红细胞和血液运输氧气能力有关的数据。监管机构会根据一名运动员长期积累的数据，建立个人基准范围。

如果某次检测结果出现异常变化，即使没有直接查出某种具体药物，也可能说明运动员人为改变了身体状态。

这有点像观察一个人的长期体检记录，而不是只看某一次体检有没有发现某种药物。

例如，一个人的身体指标通常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。如果某一阶段突然发生异常变化，检测人员就会进一步调查，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可能与兴奋剂有关。

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，违规者不能只想着“如何让某一种药物不被查出”，因为他们还必须考虑药物是否会在身体数据上留下异常痕迹。

运动员生物护照并不能保证体育运动彻底没有兴奋剂，但它提高了违规的难度，也让违规者不得不降低使用量。

詹姆斯·威茨认为，运动员生物护照是WADA最成功的工具之一。他也承认，制度建立之后，运动员可能仍然在使用EPO，只是使用量比过去更低。

换句话说，反兴奋剂制度未必能让所有作弊行为消失，但它可以减少作弊的规模，降低对运动员健康的危害，并让违规者更容易被锁定。

反兴奋剂为什么总是落后一步？

体育兴奋剂之所以难以彻底解决，是因为这不仅是“查药”的问题，还涉及医学、技术、金钱和比赛压力。

运动员希望提高成绩，车队希望赢得比赛，赞助商希望获得曝光，而新药物和新技术不断出现。每当检测机构掌握一种检测方法，违规者就可能寻找新的药物、新的剂量或新的使用时间。

因此，反兴奋剂机构不能只依靠一次检测或一种规则，而必须同时使用多种手段：

• 比赛期间检测；
• 训练期间检测；
• 突击检测；
• 行踪申报制度；
• 长期监测血液和尿液数据；
• 对异常样本进行回溯检测；
• 统一全球规则和处罚标准。

从EPO出现，到Festina事件，再到行踪申报制度和运动员生物护照，反兴奋剂体系实际上是在一次次危机之后逐步完善的。

普通观众应该如何理解这场斗争？

看职业比赛时，观众往往只看到车手在山路上冲刺、在终点线前争夺胜负。但在这些精彩表现背后，还有一套复杂的检测和监管体系。

它的目标并不只是抓住几个违规运动员，更重要的是让比赛尽可能公平，并减少药物对运动员身体造成的伤害。

不过，反兴奋剂工作也不能只追求“检测越多越好”。如果检测制度严重影响运动员的睡眠、隐私和正常生活，同样会引发新的问题。

真正有效的反兴奋剂制度，应当在几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：保护比赛公平、保护运动员健康、尊重个人权利，同时让违规者难以通过技术手段逃避监管。

这场斗争可能永远不会彻底结束。新药物、新技术和新的规避方式还会继续出现。但随着检测技术和监管制度不断改进，职业体育至少可以减少过去那种大规模、系统性的兴奋剂滥用，让比赛更加接近它本应有的样子：依靠训练、天赋、战术和意志力来决定胜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