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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鉴古可以知今，读史可以明志”对人本身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终极价值这类心性之学的探讨上，当今哲学界最前沿的研究课题，也没有超越老子五千言《道德经》和庄子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的范畴。翻阅《史记》，读到《孝文本纪》中汉文帝的遗诏和司马迁在《外戚世家》篇首的一番感慨，还有那篇千回百转、肝肠寸断的《报任安书》，其中对生死荣辱、天道人伦、乾坤阴阳的体悟，之深刻之精到，远远在今人的识见之上。“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，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？”英国诗人艾略特三十多年前的这番慨叹，看似一个悖论，实则触及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软肋和硬伤。 解读芒砀山，就是对西汉梁国的历史文化，对梁孝王刘武的一种远距离审视，三百里梁园及由此衍生的梁园文化，则是其中无可规避的话题。春风中一同寻访三百里梁园仅存的几处遗址。出门的一瞬间，耳边陡然传来一声长啸：“千年我向梁园来，几寻遗址城东隅。”那是清代“雪苑六公子”之一徐作肃的歌吟。两个千年都已经杳如黄鹤，与徐公子不同的是，他向东，我们向西，我们先去城西的三陵台。 站在三陵台的最高处，我努力想象两千多年前梁孝王率一干文士在此吟风弄月的情形。三陵台离睢阳古城不远，若果如史书所言梁孝王“广睢阳城七十里”的话，三陵台当在梁国都城的城中，最不济也在三百里梁园的中心地带，是他时常走动的地方。对梁孝王刘武，史书多有褒贬，且贬多褒少。今人著文，论及他也多有“穷奢极欲”、“欲壑难填”的评价。但是，纵观史料典集，我觉得刘武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。特殊的身份地位，使富甲天下贵为王侯的他有骄奢淫逸的一面，也有雄才大略、风雅率直、怜才惜士的另一面。正是在他的打理之下，梁国、梁园、梁园文化才在当时及此后千余年间一直为天下人瞩目，汉梁文化的溢彩流光，也一直被商丘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。 刘武执掌下的梁国，疆域广大，人口密集，富桑麻之利，通渔盐之货，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都极为发达。经济繁荣，社会安定，国强民富，此时筑城池修园林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“筑东苑，方三百里，广睢阳城七十里，大治宫室，为复道，自宫连属平台三十里。”“宫观相连，奇果佳树，瑰禽异兽，靡不毕至。”在刘武手里，三百里梁园成为名满天下、只有汉景帝的上林苑可与之媲美的大型王室园林。枚乘在《梁王菟园赋》中记录了当时天下人争相游览的盛况：“于是晚春早夏，邯郸、襄国，易、涿容丽人及燕汾之游子，相予杂还而往翚焉。车接轸而驰逐，轮错毂而接服。腾跃之意未发，嬉游之欢方洽……”游人徜徉在奇花异卉、茂林修竹之间，但见重楼起雾，飞阁生风，离宫别馆中是看不完的霓裳翠袖，听不尽的夜夜笙歌。或艳阳高照，或月白风清，孝王与文士们因物起兴，酬唱应答……想来，此时的刘武怕端不出一国之君的架子，只顾得意兴湍飞，情趣逸然，兴兴头头地做一回风雅主持、骚客庄主。 梁孝王爱才，喜风雅，重金高位招揽天下人才，不仅对早有才名者如此，对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，一旦听说有才志，也必定慷慨相助。史料记载，当时梁国有一名为焦延寿的读书人，家境清寒，少有大志，对《易经》研究独有心得。孝王听说后遂起怜才之意，命王室“供其资用，令极易学”。在孝王资助下，焦延寿潜心向学，终成西汉哲学大家，成就一家之言，有《焦氏易林》传于后世。 梁园及梁园文化浸润了千年百代，自三国两晋南北朝、唐宋元明清至今，一代代的文人来了又走了，或因梁园而起，或为梁园而写，或写在梁园，留下了数不清的歌咏、叹婉和惆怅，他们寻寻觅觅，找寻的是我们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。梁园没了，繁华落尽，遗迹仅存，但那些诗词文章还在，那些文脉精神还在，流风所布，深入后人，及至千年之后的我们，还深得其惠，受益无穷。就像梁启超先生所说：“生斯邦者，闻其风，汲其流，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立。” |
